中國近代史
中華民國繼清朝之後，於1912年開始統治中國大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收復被日本割占的台灣。
1949年之後，因國共內戰失利，退居台灣以及福建周圍的部分島嶼。
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立憲運動改革、長期首崇滿洲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使得很多中國人相信只有通過徹底的革命，廢除掉舊有的制度和體制，並建立新的制度和體制纔是有效的方法。
而其中鼓吹最力者為孫文(1866~1925)。
孫文早年曾於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見識到歐美民主共和國家的進步，使其成為反清的共和主義者，同時也在海外華人、留學生，尤其是日本的留學生間受到矚目。
1894年，清廷於甲午戰爭中戰敗，更加確信其革命救國的志向，於檀香山成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會員以會黨人士和華僑為主，試圖凝聚反清革命勢力。
隔年便策動廣州起事，但消息走漏以致失敗，革命黨人陸皓東(1868~1895)等人遭捕殉難。
而孫文則遭清朝政府通緝，亡於海外各地，持續鼓吹革命事業。
經歷戊戌政變和義和團事件後，部分立憲派有識知識份子轉而支持革命，並紛紛組織革命團體，如黃興(1874~1916)、宋教仁(1882~1913)等人於湖南組織華興會；蔡元培等人於上海組織光復會。
在日留學生亦積極投入宣傳革命，如陳天華撰寫《猛回頭》、《警示鐘》等宣傳冊子。
1905年，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聯合各地革命者，成立了中國同盟會，認為「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占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
滿洲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其種族不平等，達於極點。
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
要之，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
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所以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
孫文被推舉為總理，同時以《民報》作為機關刊物。
同盟會結合原本的興中會與其他革命團體，成為全國統一性革命組織，並陸續發動多次革命，其中又以廣州黃花崗之役(或稱廣州三二九之役)最為慘烈，而中國國內的一些地區軍閥、百日維新後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華人也對這個運動給以了大量的資金支持。
孫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東京發表，並在1920年代早期作過一些修改。
他的理論集中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民族主義號召人民推翻滿族的統治以及結束外國霸權在中國的勢力；民權表達了孫中山期望建立一個普選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為社會主義，是指通過對生產方式所有制的規範來幫助平民。
之後革命組織開始在中國兩湖地區開始進行革命事業。
湖北陸續出現「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革命組織。
日知會遭查禁後，革命派改組織以新軍為目標的「文學社」，同時還有以會黨為基礎的「共進會」。
1911年，同盟會中部總會於上海成立，並共同推舉宋教仁為領袖，且與文學社、共進會保持聯繫。
同年，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公布「鐵路國有政策」，主張與外國銀行借款以將民辦鐵路修築權歸為收歸國有。
由於補償辦法不甚公平，引起各地紳民強烈反彈，發起保路運動，其中又以四川省最為激烈，紛紛罷課罷市以表達抗議。
清廷派端方(1861~1911)為督辦大臣處理此事，然而川督趙爾豐直接採取武力鎮壓方式槍殺民眾數十人，以致事態越發嚴重。
清廷於是調動武漢駐軍前往四川鎮壓由此事所導致的民變，湖北頓時防務空虛，僅約8000於人的新軍駐守，革命黨人決議陽曆10月6日在此起事。
後因消息外洩，文學社於新軍的革命黨人遂於陽曆10月10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發難，並順利占領武昌，是為武昌起義，此日並為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的由來。
起義成功後，湖北軍政府成立，並由黎元洪(1864~1928)出任都督，此次起義並迅速擴展到鄰近的城市，各省紛紛響應並進而宣布脫離清朝獨立，並得到遍佈全中國的同盟會成員的支持。
到了11月底，24個省中的15個宣佈從清政府獨立，並各省派遣代表於上海開會，決議由湖北軍政府為民國中央政府，並推舉黎元洪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且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一個月後，孫中山從美國返回中國。
孫中山在美國時從海外華人和美國的同情者間為這次革命籌集了資金。
早期共和
革命成功時，孫中山此時人於美國，得知消息後，決定先從事外交遊說工作。
首先前往英國請求英國政府終止對清廷的貸款，並希望藉英日同盟的關係來影響日本態度。
隨後轉往法國，商談借款事宜後方才回國。
1911年，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則為臨時副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定都南京，並採象徵和、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的五色旗為國旗。
清廷面對革命軍的攻勢，採「以漢制漢」政策，起用原遭攝政王載灃罷黜的袁世凱，袁世凱先攻下漢口，進逼漢陽，一方面向清廷展示實力，逼迫清廷任命其為內閣總理，進而使得北京的權力掌握在當時最強大的清朝軍隊指揮官和清朝內閣總理袁世凱手中；另一方面向革命黨人暗示其可一舉消滅革命軍的實力，並也有實力迫使清廷退位。
袁世凱並派唐紹儀(1862~1938)於上海與革命黨人代表伍廷芳(1842~1322)議和。
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體遭到內戰或外國軍隊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孫中山允諾若袁世凱能迫使清帝退位，並將大總統一職讓予袁世凱，達到把中國統一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
，得到孫中山的允諾後，袁世凱便對清廷施壓，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下詔退位，結束清朝268年的統治。
3月8日，臨時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3月10日，袁世凱以北方軍情不穩為由，拒絕南下付任，革命派妥協允許袁世凱於北京就職，使袁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作為憲法前身的《臨時約法》採內閣制，意圖制衡袁世凱的總通職權。
規定臨時政府採三權分立制，國會分為參、眾兩議院，最高司法機關為大理院，最高行政機關為國務院。
中央政府以大總統為最高首長，而國務院設國務總理。
然而共和的進程比孫中山及其盟友對其的預料要慢。
革命派並沒有軍隊，而袁世凱的權力也開始超越議會，袁世凱開始根據自己的意願修改了憲法並成為獨裁者。
1912年8月，孫中山的盟友宋教仁(1882~1913)建立國民黨，這個黨是以清末革命派人事的同盟會聯合一些小黨派改組而成，推選孫中山為理事長，然而實際仍由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主張採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和美國的地方分權制。
1913年舉行的正式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議會中的大多數席位，國民黨組閣已經勢在必行了。
袁世凱不願大權旁落，竟策動下屬於3月暗殺宋教仁於上海，舉國譁然，國民黨對於袁世凱的不滿開始增加。
之後袁世凱在不經國會的同意下，私自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借款2500萬英鎊，企圖用武力來對付國民黨，史稱「善後大借款」。
1913年，江西都督李烈鈞首先舉兵討袁，之後南部的幾個省亦進行了反對袁世凱的叛變，是為「二次革命」，叛變後來被袁世凱鎮壓，宣告失敗，孫中山及其發動者流亡日本，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力圖再次以武力反袁。
1913年10月，在袁世凱的壓力下，議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正式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而國內的主要勢力也開始承認袁的政府。
而為了取得國際的認可，袁世凱採取妥協的立場，同意給與俄、英等列強所支持的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權，中國仍然是宗主國，但是保證俄國在外蒙古地區的權利和影響。
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將國民黨黨員逐出議會。
在幾個月內，他中止了議會的權利。
1914年，下令解散國會，廢止《臨時約法》。
5月強行頒佈了《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
又修改《總統選舉法》，延長總統任期到一任十年，連選得以連任，更可指定候選人，至此中華民國已名存實亡了。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趁機入侵山東，取代原本德國於山東的地位。
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打算將中國納為日本的保護國。
舉國上下發起抵制日貨的運動，然而袁世凱不顧民意，竟於5月9日決定除了第五號各項的內容再次協商外，其餘皆「即行允諾」，史稱「五九國恥」。
1915年底，袁世凱圖謀帝制。
首先安排美國人古德諾在報紙上發表「中國君主制教共和制為宜」，並由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製造帝制輿論，鼓吹君主立憲。
12月，袁世凱接受參政院的「推戴書」，改民國為「中華帝國」，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自封為皇帝實施「洪憲帝制」。
這引起了全國性的反對，梁啟超甚至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嚴加批評。
年底，蔡鍔(1882~1916)與梁啟超密商後，聯合雲南將軍唐繼堯、李烈鈞等組成兩萬餘人的「護國軍」，起兵討袁，各省紛紛宣佈獨立。
這場護國戰爭中袁世凱的軍隊受挫，而其部將也紛紛表示反對帝制，同時列強反對的態度也愈趨明顯。
1916年3月，宣佈取消為期83天的洪憲帝制，袁世凱並於數月後病逝。
國民大革命時期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的戰爭。
經過二七慘案，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
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着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
接着，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為建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各地工人紛紛罷工，掀起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廣東、湖南等省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廣東革命政府還創辦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講習所；兩次東征陳炯明後，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第一次東征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並將所屬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
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國民政府開始了北伐。
北伐軍勝利進軍，不到半年打到長江流域。
北伐戰爭得到了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加緊爭奪革命領導權。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這期間，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於是國民革命失敗了。
國共十年對峙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戰爭。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
不久，國民政府舉行「北伐」，佔領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
張學良「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
這樣，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但國民黨新軍閥間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
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四大家族憑藉國家政權，迅速聚斂巨額財富，成為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
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嚇倒，1927年召開「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創建紅軍，開闢農村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接着，又取得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與此同時，建立了中華蘇維埃政權。
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由於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三省淪亡。
日本扶植溥儀做傀儡皇帝，建立偽滿洲國，對東北實行殖民統治。
1932年，日本又發動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取得了日軍駐留上海的權利。
1933年秋，蔣介石發動了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
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路上舉行的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關頭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
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克服千難萬險，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1935年《何梅協定》的簽訂和「華北五省自治」，使中華民族處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
「一二·九」運動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西安事變獲得了和平解決，由此揭開了國共兩黨由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盧溝橋，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由此揭開。
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
9月下旬，國民黨公布中國共產黨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全民族的抗戰開始。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組織多次戰役，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實行的是一條片面抗戰的路線，喪失了大片國土。
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面抗戰的路線，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取得了很大勝利。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實行政治誘降，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叛國投敵；國民黨內的親英美派抗戰逐漸消極，製造反共摩擦事件，對此，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堅決地回擊和無情地揭露。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為了克服困難，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終於度過了最困難時期。
1944年，解放區軍民開始局部反攻。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七大」，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8月9日，毛澤東發出「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號召，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簽訂無條件投降書。
經過八年艱苦奮戰，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第二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8月，毛澤東親赴重慶同國民党進行談判，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雙十協定》。
但是，國民黨在談判期間派軍隊向解放區發起進攻。
解放區軍民打退了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並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夏，國民黨軍隊在美國援助下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全面內戰爆發，就是第二次國共內戰。
中共稱之人民解放戰爭，但國民黨稱之動員戡亂。
從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
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全國性的反攻。
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先後發動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加速了第二次國共內戰在全國的勝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23日占得南京。
1949年10月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中國近代歷史的幾個根本問題
中國近代史究竟指什麼？它的時間范圍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大致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比較早一點，認為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另外一種說法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些年來第二種說法被比較多的人認可。
此外，解放以前國內和海外也有些人認為中國近代史從明清之際開始，但這種說法目前在我們國內沒有多少影響。
以往我們比較多的把中國近代史說成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大體上是從1949年以前流行起來的。
那時范文瀾寫過一部《中國近代史》，指的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張聞天編寫了一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講的是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革命史。
當時把近代、現代那樣劃分很容易理解，因為那個時候還處在1949年以前，當然不可能把近代說到1949年，現代隻能說是五四運動以后了。
現在新中國成立已經50多年，近代現代的概念應該有個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一個完整的發展階段，它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它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
這一時期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所以這個看法現在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多年，是中國從極度衰敗、備受各種屈辱以至於瀕臨滅亡的邊緣，到能夠重新站立起來並開始大踏步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
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在100多年間能夠發生這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
這樣一個變化，可以說是幾代中國人前仆后繼、頑強斗爭的結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換來的。
在中國的歷史上，如果用更寬廣的眼光來看這段百余年的歷史，可以說它是處於承上啟下的地位。
在此以前是古代的中國，而在此以后是開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
它處在這麼一個過渡的過程中。
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裡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要努力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
前者是為后者掃除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
這幾句話把這一段歷史所處的地位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把20世紀一分為二地看，上半個世紀從1901到1949年，主要要解決的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從1949年到2000年這后半個世紀，所要解決的是努力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前面將近50年的奮斗，正是為后面的50年掃除障礙。
走不好前一步，就談不上走后一步。
江澤民用的提法是“創造必要的前提”，所謂“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繞不開的前提。
下面闡述三個問題，也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三個根本性的問題。
一、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貫穿整個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個非常突出、響亮的口號。
這裡說的復興跟一般的講發展不同。
復興是指它曾經有過光輝燦爛的過去，要重新振興，這叫復興。
如果過去一直處在非常落后的狀態下，今天隻能叫發展，不能稱復興。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的國家，曾經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
漢唐盛世曾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
18世紀來康熙至乾隆時代，中國在很多方面仍處在世界的前列。
那時康熙大帝和俄羅斯的彼得大帝及法國的路易十四，處於差不多的年代，中國在很多方面並不遜色於世界的其他地方。
盡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時候我們已經暴露出一個很重要的弱點，就是中國社會內部缺少能夠使得社會迅速發展的一種內在機制。
所以到19世紀，中國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中國就開始逐漸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什麼鴉片戰爭被稱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
我們稱它為半殖民地國家，那麼，它還是一個半獨立國家，假如它完全喪失了獨立，那就是殖民地而不是半殖民地了﹔所謂半封建國家，其另外一面又是一個半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這一面，也就談不上半封建社會。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有一個過程。
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一個標志性后果，就是中國開始喪失完全獨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中國近代史劃分從這裡開始，是有道理的，中國社會面對的主要問題逐漸成為反對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勢力。
盡管中國社會已發生那樣一個變化，但是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是立刻就能夠清醒地看到這一點。
甚至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中國人還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已經處於那麼一個災難深重的危險的局面。
鴉片戰爭簽訂了那樣屈辱的《南京條約》，中國人怎麼還沒有能夠很好地覺醒呢？當時中國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魏源，寫了一部《海國圖志》，介紹世界各國的情況。
序言中講到這次戰爭的失敗給中國人帶來很大的恥辱，但他並不認為中國從此又進入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他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時平定新疆准噶爾叛亂為例，認為隻要我們了解世界，採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辦法，大清帝國就不難恢復到過去那樣“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局面。
魏源是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其認識也只是到這個地步。
此后又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皇帝逃到承德避難，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逼迫中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這更是一次奇恥大辱。
但那時許多人仍沒有覺得中國已經處於危亡的邊緣。
相反，因為在英法聯軍之役結束以后，他們反過來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
當時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可以說是地主階級士大夫，他們感到這已得到了足夠的甚至超過他們預期的補償。
他們認為這次英法聯軍不但沒有侵佔中國的土地，相反還幫助朝廷解決了國內的問題。
加之那時曾國藩、李鴻章推行洋務運動，搞了一些工業，訓練了一些新軍，這些在當時確實也起過一些積極作用，在人們心裡造成一種虛幻的安全感，感覺到中國有辦法了。
當時沒有人說中國已經衰敗，反而都說這是中興。
現在海外有些人寫的中國歷史仍把這時稱為所謂的“同治中興”。
后來又發生中法戰爭，中國又失敗了。
但很多人認為，這次戰爭中國人打得並不差。
鎮南關大捷后，中國軍隊一直打到諒山，由於李鴻章賣國，最后簽訂了屈辱的條約。
甚至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前夜，許多人還盲目地自以為是在“盛世”。
鄭觀應曾寫了一本《盛世危言》，影響非常大。
毛澤東青少年時候就讀過這本書。
可以說鄭觀應是當時思想最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一。
他提倡改革，認為應該要說幾句危言聳聽的話讓大家驚醒。
但是他還不敢說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一個衰世，隻能表示在盛世發幾句危言。
可見，一直到甲午戰爭前夜，人們對這樣嚴重的民族危機仍然認識不足。
這也不足為怪，因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可以說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是一種農業文明。
農業經濟總是春夏秋冬周而復始，這樣一個環境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國多少年來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統一的國家，更造成人們一種所謂“天朝大國”的心理，覺得一切都不會有大的變化。
恩格斯說過，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惰力。
這種狀況不經過非常強烈的刺激，是很難改變的。
結果，周圍客觀的狀況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人們對這些卻沒有足夠的認識。
甲午戰爭就不一樣了。
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得慘敗，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最初還把遼東半島也割給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
以后因為要收回遼東半島，又加了3000萬兩白銀。
還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開設工廠。
這對中國的影響很大。
當時曾經經歷這次事變的吳玉章在回憶錄裡說，我那時候在四川很偏僻的榮縣，聽到甲午戰爭失敗的消息傳來，我和二哥痛哭不止。
《馬關條約》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全中國都為之震動！以前我們只是敗給西方的大國，而現在是敗給一個東方的小國，而且又敗得那麼慘，簽訂的條約又那麼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嚴復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大抵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自己曾經“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誰其知之！”意思是說有誰知道這種痛苦的心情呢。
甲午戰爭真是把中國人從睡夢中驚醒了。
人們熟悉的許多口號都是那時提出來的，如“振興中華”，就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提出來的﹔再如“救亡”，是嚴復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決論》裡提出來的。
從他們喊出來這兩個口號以后，可以說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
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國。
那時有一份《中外日報》指出：我們在以前（指洋務運動時期）還講什麼自強、求富，現在別再講那些門面話了，倒不如直截了當地講救亡。
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隨即發生了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了《辛丑條約》。
在世界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所有帝國主義強國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沙俄等等聯合起來向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發動武裝進攻的歷史先例。
列強們在中國的首都佔領了整整一年之久。
新中國的第一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在解放前出版的回憶錄裡面說到，他那時在杭州讀書，當聽到首都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難到西安的時候，覺得好像天都塌下來一樣，立刻放聲大哭。
鄧小平在1990年曾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
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制裁中國的時候，我就立刻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武裝進攻。
這七國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國和奧地利，就是這個八國聯軍。
他說，我們要懂得一點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可見八國聯軍侵華對中國人刺激之深。
中國曾經有過那樣燦爛的過去，到這個時候，卻淪落到將被瓜分的悲慘境地。
兩者之間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所以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嚴復喊出“救亡”的口號以后，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因為他們喊出了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進入20世紀以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最大威脅。
從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到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再到以后制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一直到盧溝橋事變，不斷加緊侵略中國。
在近代，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命運把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更加緊密地凝聚為一體，因為日本侵佔東北以后，各民族同胞都淪為亡國奴。
正如那時很流行的歌曲《鬆花江上》所唱的“分什麼你的我的，敵人打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
這就是共同的命運。
隻要國家民族沒有前途，就沒有什麼個人前途可言。
所以到1935年的時候，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首歌在全國各地到處傳唱，大家痛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確實是中國前進的一種精神動力。
所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討論國歌的時候，馬敘倫第一個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國歌制定前，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當時大家都表示贊成。
也有人提出，歌詞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因為情況變化了，今天不能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周恩來總理說：還是不改為好，隻有唱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能夠把我們這種感情唱出來。
這首歌真正代表了中國人的心聲，一直到今天。
歷經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后，中華民族第一次戰勝了外國侵略者。
戰后，國民黨要打內戰，美國又要來控制中國。
又經過三年的解放戰爭，終於成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的前夜，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協開幕詞中說了令人難忘的一句話：“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聽到這句話，幾乎都禁不住熱淚盈眶！這個勝利得來確實不容易。
中國人受了100多年的屈辱欺壓，甚至幾乎要滅亡，現在終於站起來，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大變動。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並不是說到新中國成立就完成了。
黨的十六大報告裡邊有一個在標題中沒有列出來、但貫穿始終的突出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它的導言裡，先提出歷史和時代給中國共產黨的庄嚴歷史使命是什麼？就是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個報告的結尾，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找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賦予民族復興新的強大生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出燦爛的前景。
結尾部分又講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報告的最后結語部分一共四個小段，其中有五處提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報告從導言“中國共產黨的庄嚴使命”到結語“展望我們的未來”始終貫穿著這麼一個重要主題。
展望未來的目標是：我們在20年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50年內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個主題，正是我們中國100多年來以及今后多少年為之奮斗的目標。
二、中國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怎樣能夠把祖國從危難之中拯救出來？怎麼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怎麼能夠使得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這就涉及到一個革命和改革的問題。
現在有一種說法：我們不是要搞現代化嗎？但是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突出的是革命，就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是不是走入誤區了呢？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過去那麼多先烈拋頭顱洒熱血，那麼大的犧牲，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需要經過革命，隻要像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那樣，中國就能夠實現現代化？當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從道理上說，恐怕整個人類社會一直處在一個不停頓的變革中，新的事物不斷代替舊的事物，這是誰都阻擋不住的，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這種變革存在著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下進行漸進的改革﹔另一種是在短時間內改變原有的社會秩序，然后在這個基礎上來推進各項改革。
前者一般稱為改革，有時也稱改良，后者則是革命。
當然從廣義上講，鄧小平說改革也是一種革命，那是從新事物代替舊事物這個意義上而言的。
這兩種方式中哪一種方式好？應該著重採用哪一種方式？這不是簡單地搬用某一個原理就可以解決的。
一切都要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
一般地說，漸進的改革是人類社會前進的經常方式，而革命是它的補充方式。
當然，在改革過程中，有時候也改變了原有社會秩序的某一個部分而推動歷史前進。
而在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以后，通常都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相對穩定的漸進的發展過程。
如果客觀條件不成熟，是不會立刻發生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社會秩序的革命。
隻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當原有的社會秩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情況、甚至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時，革命才會發生。
而當革命成功地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以后，又會開始比較溫和的漸進式的改革。
在近代中國，當國家的命運還沒有掌握在人民手裡的時候，當在國難極端深重而統治者拒絕一切根本的社會變革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現代化建設隻能是一句空話。
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辦法解決，如果這條路還有一點希望能夠走得通，那怎麼會有那麼多人不惜拋頭顱、洒熱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犧牲，來奮起革命？中國人只是在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懸於一發的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萬眾一心地起來拼命。
千百萬人奮不顧身地投身革命，決不是任何人想這樣做就能這樣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會原因造成的。
中國近代的革命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處於被滅亡的邊緣的情況下，大家要求政府能夠領導人民抵抗外來侵略、在內部進行根本改革，為之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這些最后都落空了，隻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迫使人們下決心，拿起武器進行革命。
孫中山在1894年成立興中會的前夜，還趕到天津去見李鴻章，提出一個溫和的改革的主張，但是李鴻章連見都不見他。
所以孫中山曾說到，本來認為李鴻章也許是一個比較識時務的大吏，如果能接受自己的意見，那當然比流血犧牲要好，但到這個時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滅，最后才走上革命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說過這樣一句話，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再比如毛澤東，五四時期他曾編過《湘江評論》。
當時他主張“呼聲革命”，也就是無血革命，認為否則就是以暴易暴。
他反對“炸彈革命”，反對“流血革命”。
他提出的民眾大聯合，是聯合起來向政府發出共同的呼聲，要它進行改革，所以民眾大聯合等等還是很溫和的。
為什麼他最后選擇了革命？在給蔡和森的一封信裡面他這樣解釋：“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論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用，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
”他說那是山窮水盡而別的路都走不通才採取的辦法。
如果離開當時的具體情況來評論這些問題，隻能是毫無意義的空話。
有人提出，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為什麼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呢？這樣提出問題的人忘掉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國共合作是怎麼破裂的。
當時國民黨下狠心大屠殺，據中共六大的報告說殺了31萬人。
毛澤東在1964年的六七月間兩次接見外賓的時候說：大革命初期，我們也沒有准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沒有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5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毛澤東又說，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裡學來的。
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
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嗎？不熟悉不了解那一段歷史的人可能會說：那時合作下去多好啊，為什麼要走上一條武裝斗爭的道路呢？要造成十年內戰呢？這樣做不是消耗了我們的國力，妨礙了我們的現代化嗎？事實是：敵人已經舉起屠刀殺了30多萬人，中國共產黨人的鮮血已經流得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是束手待斃呢？還是拿起武器來進行反抗？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抗戰勝利后共產黨也是盡了很大努力希望能夠得到和平的。
《周恩來選集》裡談到戰后國共談判有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我們是真心實意希望能夠和平解決的，並做了非常大的讓步，南方很多根據地都放棄了。
嚴格講，政協決議提出的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這一套並不是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主張，某種程度上還是接近舊民主主義的，有點像西方式的政府向國會負責，但要是真能實現的話，它比原來蔣介石的獨裁政治來說，還是前進了一步。
另外我們保証要求地方上的地方自治等各種措施，我們是真心實意想做到的。
但蔣介石認為可以在3個月到6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用大軍壓境對共產黨進行追剿，共產黨能不反抗嗎？能等敵人把自己殺光嗎？所以1949年中央特地出了一本小冊子，也在報上刊登過，題目叫《戰爭的責任屬於誰？》，就是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這場戰爭怎麼會發生？它的責任在誰？
革命確實是在一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手段。
革命當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革命在短時間內對阻礙社會前進的舊事物所起的掃蕩作用是平時多少年也無法比擬的，而且要徹底得多，從而為以后的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考察世界歷史，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都是流血的革命。
正因為通過這樣的流血革命，以及在革命的過程中對舊的社會秩序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掃蕩，才會有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發展。
美國的南北戰爭死人無數，通過戰爭把南方的奴隸制掃除，使得美國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並且把當時先進的生產方式推廣到全國，對美國的前進起了巨大作用。
再從世界近代史來看，在德國、意大利、日本，也經過了一些戰爭，但整體來說，它在歷史轉折關頭，沒有像美國、法國那樣對舊的社會秩序進行了那樣一場比較徹底的掃蕩，舊事物殘留得多，對以后產生的負面影響就大。
為什麼恰恰是德國、日本、意大利后來會發展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和法西斯，都與這有關。
所以革命在一個短時間內，會造成損失，甚至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但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來看，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通常隻有革命才能掃蕩舊的秩序，建立起一個新的秩序。
當然，革命不是隻憑任何人的主觀願望和意志，你要搞革命，千百萬人就會跟著你不惜拋頭顱、洒熱血一起起來拼命。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它是客觀歷史發展的一個結果，如果條件不成熟，是不會發生革命的。
而當革命取得勝利、對舊的社會秩序進行毀滅性的掃蕩、把新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以后，情況就不同了，又得經過一個漫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裡面進行一步一步的改革。
在新中國已經成立並且展開大規模建設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時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這種錯誤的出現，也可以理解，因為革命的時候，人們總是非常強烈地追求一種完美的理想社會的實現。
這種情緒，有時達到一種狂熱的程度。
當革命勝利以后，人們往往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種慣性。
因為前面的勝利就是那麼大刀闊斧干出來的，以為我們用同樣的方法，也能夠很快地在建設中取得同樣的成果。
但是忽略了或者根本沒有認識到這樣的想法並不符合已經改變了的客觀實際，在新的客觀實際的條件下，就不能再採用過去那樣的方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毛澤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們在春夏之間、秋冬之間，需要換衣服，但人們常常在這個時候沒有意識到這個常識，沒有換衣服，就容易得病。
這個比喻很恰當。
從革命時期轉到建設時期，就像春夏之間、秋冬之間，周圍的客觀情況已經變化了，人們的主觀意識、一切做法都要同它適應。
如果還採用原來的辦法，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后果。
所以我們不能把過去的辦法用到今天。
但是也不能把今天的想法和做法搬到過去，認為過去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還認為它是對建設主要起了破壞作用，好像不發生革命，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倒還會更早地到來，這同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也是不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
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指出，中華民族在近代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為后者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
路要一步一步走，每個階段有不同的歷史任務，不能把過去的事情拿到今天來做，同樣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做法，套到過去，認為過去也能夠那樣來做。
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
在近代中國，誰能夠領導人民，將祖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結束黑暗的舊的社會制度，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誰就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戴。
原新四軍5師副政委任質斌曾說過，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到敵后去，老百姓對日本侵略者充滿仇恨，槍支又遍地都是，隻要你能夠登高一呼，隻要你能夠領導人民抗日，大家一下子就能夠起來。
這說明，誰能夠代表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人民就擁護誰，就跟著誰走，否則就會被人民所拋棄。
在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一個核心力量是十分重要的。
當近代中國處在嚴重的民族危機時，在中國社會內部蘊藏著潛在的巨大的革命力量。
但要是沒有正確的引路人，那麼盡管客觀條件也許很成熟，沒有正確的主觀指導，或者說抓不住機遇，喪失機遇，也會失敗，勝利的可能性不能轉化為現實性。
所以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講到毛澤東的功績：要是沒有他，我們中國人民也許還要很長時間在黑暗中奮斗。
要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很不容易。
能夠正確地引導我們中華民族勝利前進、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這種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國是有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為了替國家尋找出路，中國人進行過多種多樣的嘗試，都失敗了。
前面已經介紹，洋務運動証明，隻搬用一點西方的某些工業技術和洋槍洋炮，不從根本上觸及和改變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這樣的改革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戊戌變法是想依靠皇帝的力量，不摧毀舊的社會制度而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也沒有能夠成功。
義和團運動是下層群眾自發起來的，當然各地也有一些小地主參加。
義和團運動可以說是在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個不成熟的運動。
它是中國人民的正義反抗行動，但是它在這種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又有許多落后以至愚昧的東西，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問題。
這以后，又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統治，使得人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事。
辛亥革命有很多功績。
說民國是塊招牌，這不錯，但有這塊招牌跟沒有這塊招牌大不一樣。
孫中山領導制定的《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這是觀念上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辛亥革命后隻有七年多，就發生了五四運動。
從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把辛亥革命稱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但是報告裡面也提到，它畢竟並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也沒有改變人民的悲慘境遇，它使我們在20世紀的前進中跨出了一大步，但它並沒有完成歷史交給它的任務。
實踐証明，要想在中國摧毀舊勢力，建立新社會，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和現代化，需要具備這樣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要有一個能夠正確把握航向的革命政黨，作為引路人。
這就需要正確理論的指導，要能夠正確地分析國情，要能提出正確的路線和政策。
辛亥革命時的中心口號是“反滿”，就是反對清朝政府，“反滿”這個口號並不很科學，有人對它完全否定。
事實上，在當時的中國，要抵抗外來侵略也好，要實現國內的根本社會改革也好，首先必須推翻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朝封建專制政府，這是當時中國歷史前進必須抓住的一個中心環節。
孫中山也多次解釋，這個“反滿”，並不是碰到滿洲人都要反對，反對的僅僅是壓迫人民的那些滿族統治者。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確實有它獨特的地方。
在世界歷史上曾經有過很多大的帝國，譬如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的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甚至還有曾稱為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
但是，這些大帝國最后都崩潰或衰落了。
而中國，56個民族能夠成為一個國家，而且歷久不散，共同組成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其重要原因就是，這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達到的，它是在幾千年長時期的經濟、文化交流中間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漸成為一個整體。
這一點非常重要。
上述說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大帝國，不久就分開了。
中國就不同。
辛亥革命時期把反滿的口號叫得那麼響，但是在辛亥革命起來以后，在中國並沒有出現漢族對滿族來個種族大清洗。
要是像現在世界上一些民族沖突很激烈的地方那樣，幾億漢族人對幾百萬滿族人來個種族清洗很容易發生，但在中國並沒有發生，民國一成立就提出“五族共和”。
56個民族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提出“反滿”的口號，抓住了當時的中心環節，但它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提出反對封建勢力的口號。
這實際上沒有把革命的矛頭對准這兩個主要的敵人，好像隻要把清朝政府推倒了，革命就成功了。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號是到共產黨成立后才提出來的。
第二個條件，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要發動並且依靠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
這也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
當時革命派主要是學生，然后聯絡一些新軍，大部分省的獨立主要是依靠新軍發動的。
學生在裡面做了很多工作，否則軍隊行動不起來，有些地方還依靠來自下層社會的會黨。
會黨帶有一些黑社會的性質，有很大破壞性，但在共產黨成立以前，也有它積極的方面。
這些人作為一股巨大的沖擊力量，能夠一下子把當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進一步，就顯得力量太單薄了，依靠這一點力量，怎麼來領導和管理整個社會？從全國范圍來說，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力量強大，要是沒有把佔人口中最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發動起來，很快就會覺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單薄，甚至孤立無援，這就容易走向妥協。
第三個條件，要有一個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政黨。
辛亥革命中領導革命的是中國同盟會，它雖然制定了綱領，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但三民主義中被多數人接受的隻有民族主義，特別是“反滿”。
其次才是民權主義。
至於民生主義接受的就更少了。
這個黨在組織上十分鬆弛，沒有嚴格的紀律。
所以辛亥革命一開始，章太炎就講了一句話：“革命軍興，革命黨消”。
就是革命軍一起來，革命黨就不存在了。
這樣的黨就不能再起號召與核心作用。
這三點歸結起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有一個能夠指出正確方向的黨，這個黨能夠發動和依靠最廣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農民，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成為它的核心。
而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一個黨。
在說到黨成立時毛澤東指出：連辛亥革命這樣一個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狀況一天天壞下去，環境迫使人無法活下去，懷疑就產生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要找一條新的路。
正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了。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它有著正確的理論作為指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開始，長遠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
黨的二大提出我們現在主要反對的是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軍閥，即反帝反封建的目標。
所以，它一開始就有正確理論的指導，而且逐步用這個理論來指導研究中國的國情，提出一個正確的綱領。
另一個是，它集結起一批有獻身精神的先進分子，深入到工人農民之間去做群眾工作。
第一個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是共產黨的最初發起組的成員。
當談到黨最初開始活動的情況時說，那時他和茅盾一起，等工廠一放工，就站在廠門口向工人們演講，結果沒有人聽。
后來，才慢慢找到辦法，先辦工人夜校，教工人們文化，然后逐漸進行政治教育和組織工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工作有兩項：一項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了幾個雜志，包括后期的《新青年》、《共產黨》、《向導》這些雜志。
另外一項就是從事工人運動，當時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在工人農民之間，黨是從工人工作入手的。
黨的老一輩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最初不是先搞農民運動，都是首先在城市裡接受了先進的思想，到工人中間去做工作，以后再到農村。
所以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雖然是農民，但並不是舊式的農民戰爭，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力量來領導。
總之，黨成立初期具備這麼兩個特點，一個是有正確的理論為指導，一個是直接到勞苦群眾中間去做工作。
這樣的黨是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
這個黨一經產生，中國的面貌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是極不容易的，並沒有什麼現成的答案。
新的問題一個又一個提出來，隻能在實踐中摸索前進。
想要了解中國近代歷史，“探索”是一個關鍵詞。
離開“探索”這兩個字，很多問題都無法理解。
中國是一個在東方有著幾億人口的以農業為主體的古老大國。
在這樣一個大國裡，怎麼進行革命，怎麼進行建設，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沒有現成的答案，西方的辦法、蘇聯的辦法都不能照搬來用，完全要靠我們自己去闖。
中國的民族危機極端深重，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周圍的變化非常快，許多問題都要立刻做出決定，不允許人們都從從容容慢慢地調查清楚以后再來解決。
無論在革命時期也好，建設時期也好，在這過程中間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個探索的過程聯系起來才能理解。
在土地革命時期，黨曾經犯過三次“左”傾錯誤，這對學過黨史的人都是常識。
但是也可以進一步提出一些問題：這三次“左”傾，為什麼當一次“左”傾糾正以后，接下來又是一次“左”傾，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原因是什麼？當然，這裡有主要負責人的原因，有共產國際的原因，但當時黨的領導干部甚至黨員中大多數人是支持的，這又是為什麼？這三次“左”傾，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
我們可以考察這三次“左”傾是怎麼一次次發展起來的。
第一次“左”傾跟以后兩次的不同點在於：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遭受慘重失敗后發生的。
當時國民黨在全國進行了大屠殺，一共殺了31萬人，其中共產黨人有26000人。
在那種情況下，黨內就出現了第一次“左”傾錯誤——“左”傾盲動主義。
它最明顯的標志是在全國各地，不顧當地的主客觀條件，都要求起來暴動，誰不暴動就是機會主義，而且認為黨的任務就是最后在全國實現總暴動。
眾所周知，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力量遭受嚴重摧殘。
大量工會、農會被解散，工人農民運動也消沉下去。
國民黨的統治，在北伐戰爭以后得到了一個暫時的穩定時期。
從1928年國民黨軍隊進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差不多9個月的時間，國內的內戰停了下來。
全國的交通恢復了（包括幾條大鐵路）。
民族工商業得到恢復和發展。
很多人對國民黨抱有希望，因為它還打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旗號。
在這樣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不顧條件搞全國的總暴動是不適宜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出現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的大屠殺下，不少同志犧牲了，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復仇心理。
那個時候有一批人動搖甚至叛變，很多堅持下來革命的人，對那些背叛的行為充滿了鄙視和憎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誰不敢起來堅決行動就是可恥的動搖和背叛。
當時有這麼一種心理狀態。
二是大革命高潮剛過去不久，全國曾出現過轟轟烈烈的場面，北伐軍勝利北進，各地工農運動風起雲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這樣的陶醉中，突然遇到這麼嚴重的挫折，很不適應，總覺得這個局面不會長久，隻要堅持奮斗，一個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開。
第一次“左”傾盲動錯誤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瞿秋白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他提出一個問題：革命是低落嗎？並且這樣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與消沉在現實的中國必須有三個條件：一、反革命的統治能解決中國社會關系中的嚴重問題，如土地問題、勞資問題等﹔二、反革命的統治能夠迅速地穩定﹔三、革命群眾的意志潰散而消沉。
現實的中國決沒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他就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是在高漲而不是低落，中國革命的高漲具有不間斷的性質，各地農民暴動的繼續爆發以及城市工人中斗爭的日益激烈，顯然有匯合成為總暴動的趨勢。
在我們今天看來，好像當時的盲動主義很可笑，敵我力量這麼懸殊，怎麼還這樣硬拼呢？但讀讀瞿秋白那段話，他們當時並不只是簡單地盲目地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也經過他們自己的深思熟慮。
他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事實。
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
離瞿秋白講那些話隻隔了三四個月，國民黨集團內部的戰爭就爆發了，它的統治並不穩定。
人民的革命意志也沒有潰散。
所以他得出結論，革命是在不斷高漲。
但事實上，問題要看到兩面：一面這些問題確實沒有解決，因此中國的革命還會繼續一步一步地發展﹔另一面在當前情況下，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了，所以眼前的任務還不是什麼總暴動，隻能是爭取群眾，而且特別要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爭取群眾，一步一步走向全國革命的高潮。
這次“左”傾錯誤，因為造成很多損失，持續半年就停止了。
第二次“左”傾錯誤，與第一次相隔了兩年。
它與第一次“左”傾錯誤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第一次是在革命失敗的情況下，帶有拼命性質的蠻干，第二次“左”傾是在革命逐步走向復興，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又出現新的危機的情況下，對形勢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而採取的冒險主義行動。
1928年黨的六大召開，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現在正處在兩個高潮中間的低潮的時候，黨的總方針是爭取群眾。
六大后的兩年間，各方面的工作顯然是有成效的：一方面在國民黨統治區，原來幾乎被打散的黨組織，一個一個地重新恢復起來，並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眾工作，深入到群眾中間去﹔另一方面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1930年全國紅軍已經有了13個軍，62700多人，約有3萬支槍，建立起了大小15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和武裝。
而國民黨到1930 年時卻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
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交戰雙方出動的總兵力有160萬人，在平漢、津浦、隴海這三條鐵路線上，打了四個月，顧不上用很大力量對付共產黨。
但當時共產國際把蘇聯的利益和做法強加給各國共產黨。
蘇聯正反對布哈林的“右傾”，就要求各國黨都要反右傾。
此間共產國際給中共發來4封指示信，說中國現在又到了一個總危機的時候，“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現在已經克服了。
中共六大時並沒有講明現在所處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有多長時間，多少時間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產黨人心裡一般都有很急切的願望，希望能夠快一點渡過這個低潮，很容易接受新的高潮又要到來的理論。
李立三的冒險主義並不是號召立刻舉行全國總暴動，他的計劃大體上是先搞南京兵暴，然后上海總罷工，再以后是武漢的總同盟罷工，在湖北首先取得一省勝利，建立蘇維埃政權。
與第一次盲動主義時不同，在軍事上，李立三比較注意紅軍的力量，要求各路紅軍會合起來，一方面軍、二方面軍（當時是2、6軍團）、四方面軍會攻武漢。
指示一方面軍先打南昌，以后進攻長沙。
但是這一套計劃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他准備要首先取得勝利的是武漢，但項英到武漢考察，共產黨員隻有150人，當地的赤色工會會員隻有200多人，根本沒有首先勝利的力量和條件。
四中全會上顧順章（后來成為大叛徒）有個發言，他說李立三曾跟他講，某地要暴動，你給我派六個營級指揮員去那裡指揮暴動，顧順章回答我們一共隻有三個，要我派六個怎麼派？李立三就發火了，說這都什麼時候了，你還討價還價？當時在革命勝利發展的形勢之下，革命力量剛剛有那麼一點復興，又被勝利沖昏頭腦，對情況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
當然，李立三路線后來的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得罪了共產國際。
第三次“左”傾錯誤是緊跟著第二次“左”傾來的，就是那一批從共產國際派回來的王明、博古，包括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張、王二人的思想后來有了很大的變化，博古以后也有變化）帶來的。
他們跟第二次“左”傾又有不同，打的旗號叫國際路線，聲稱要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有很高的威信，中國黨在黨章裡規定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聽從它的命令。
他們來后提出的國際路線，就是進攻路線。
第三次“左”傾在城市工作中認為劉少奇是右傾機會主義，而重點放在紅軍和農村根據地方面。
當他們沒有更多地插手紅軍和根據地前，各根據地自己做主的余地還大一些，所以很快發展起來了，而這些人一進入根據地以后，就把權拿過來了。
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即一方面軍那裡，派從莫斯科回來的夏曦到紅2、6軍團去，派張國燾到四方面軍、鄂豫皖根據地去，各地一切要聽中央大員的指揮，情況完全發生變化。
革命根據地最大的損失就是在他們來了以后。
第三次“左”傾錯誤的一個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
其政治決議案是這樣寫的：目前的形勢，是中國的領土內存在兩個絕對相反的政權，正在進行生死存亡的斗爭，在粉碎五次“圍剿”的決戰面前，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正式尖銳地提了出來，已經到了一個誰戰勝誰的決戰的時期。
因此，王明“左”傾中央打著國際路線的旗號，制定貫徹一套更“左”的政策，在黨內統治了四年之久，使整個根據地幾乎全盤失敗，逼著紅軍走上長征路。
中國共產黨內的三次“左”傾錯誤一次一次地發展下來，也有內在的規律可以尋找。
這三次“左”傾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歸結起來是這樣三點：一是主觀主義，主觀脫離客觀，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只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或者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書本出發，希望革命盡快走向高潮。
博古在黨的七大的發言中檢討自己說，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實際情況，怎樣去分析這個問題，而是馬上去想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是怎麼講的，外國如蘇聯或者西班牙是怎麼做的，而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艱苦性估計不足，總希望能夠很快地取得勝利，結果造成更大的損失。
二是群眾路線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盡管是新的問題，處在第一線工作的人在碰了釘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這些意見總是在很長時間內沒有被聽取和接納。
這就涉及群眾路線、黨內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問題。
第一次“左”傾的時候，項英、王若飛等人提出過現在革命形勢不是高潮其實是低潮。
第二次“左”傾即李立三路線的時候，何孟雄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紅軍領導人在要他們進攻南昌時沒有執行，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那樣硬打。
第三次“左”傾，反對的人更多了，而“左”傾領導人批判“羅明路線”，認為是右傾保守思想，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所以錯誤不能及時糾正。
三是這三次錯誤確實都跟共產國際有關，共產國際要負很大責任。
中國革命要由遠在萬裡之外的莫斯科指揮，怎麼能不脫離實際？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也並不都是什麼一流人才，更不了解中國情況。
所以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裡說，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這句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說的。
由此可見，后來毛澤東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麼一條獨特的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得來多麼不易！
以上闡述的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主觀主義，就是不實事求是。
第二個是沒有黨內民主，不走群眾路線。
第三個是共產國際瞎指揮，中國黨不能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問題。
所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有三條，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獨立自主。
這幾點確實是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實踐中間最后總結得出的最基本的經驗教訓。
有了這些，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香港歷史與中國近代史的六大關連
論特區新時代的中國歷史及本土歷史教育
許多大中華各地和海外的歷史學者和教師，在他們的中國歷史研究成果著述、中國歷史科目課程設計和講授時，通常均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
雖然意識形態、黨派立場、研究方法、觀念理論有異，但以1839年至1842年間之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劃分時期的分水嶺，可說是中國內地與海外華人學者和國際學術界的長期共識。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開展了中國對外關係最陰暗悲慘的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
《南京條約》其中一個重要條款，正是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它的殖民地。
這條約亦演變成清廷嗣後70年間無能戰敗、割土求和、喪權辱國的一種應付列強侵略的外交模式。
換而言之，香港的近代歷史，不獨是1841年至1997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的本地歷史，更是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最具體的表徵。
香港一直為中英衝突前線和爭議焦點
從歷史的學術研究而言，香港歷史起碼在六基本方面與中國近代史極其重要的大課題範疇有直接關係：
一、香港和中國內地，尤其廣東省和東南沿海地區，在地理位置、經濟、文化、人口流動均有緊密的關係，所以香港歷史是整個華南區域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代中國不少重大的變革和中外衝突，如第一次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晚清改革派、革命黨領導人物的主要活動及思想源起、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統一戰線和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都以粵垣和香港作為歷史平台，香港發揮獨特的地緣戰略作用，是19世紀中葉後外來勢力影響推動中國種種急劇轉變的起源點。
具戰略性的政治地理、廣泛的外國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聯繫接合、靠近中國內地並有良好的人際脈絡、受外國政府的司法管轄因素及優勢的結合，讓香港成為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發展的獨特歷史。
實際上，澳門受葡萄牙管治形成的獨有的社會文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帶來很多實質影響。
而香港的角色及功能，今後更可以配合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始自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九龍半島的割讓又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北京條約》的產品。
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伏線就是在1898年簽訂的新界租約，這正是英國利用其國際政治優勢，對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反響（隨着俄、法、德三國藉迫日還遼的行動，乘機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是英國以其為在華最具實力的列強身分，趁火打劫，也要求分一杯羹的索償品）。
事實上，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其壓迫程度之嚴重，滲透範圍之深遠和霸權維持時期之長久，以英帝國主義為最甚。
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海疆的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的重鎮，自然成為中英衝突的前線和爭議的焦點。
遠自1856年亞羅船事件演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1920年代的兩次大罷工，至1948年的九龍城寨風波導致廣州沙面英領事館被焚燒等的歷史里程碑，可見香港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的一個縮影；而香港華人過往一百多年的反抗英殖民地政權和愛國群眾動員，則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章節。
自1937年夏至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中國對日本抗戰初期，國內各種團體和人物利用香港為中立地區之方便，進行愛國活動，而1942至1945年間以新界及珠三角地區為地盤的東江縱隊抗日事跡，更是香港華人愛國歷史的光輝片段。
香港在英殖管治期，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有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新市鎮等重大基礎設施。
香港在英殖管治期，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有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新市鎮等重大基礎設施。
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對中國極為重要
三、近代香港的發展，由英治初期人口逾萬的海島漁村小社區，至現今人口700多萬的國際大都會及亞太經貿金融運輸通訊樞紐，是極重大的發展轉化成果。
雖云這近代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在英殖民地政權的典章制度和重商政策下形成的，但一直以來香港基本上始終是一個華人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的資源、人力、市場，故絕對是一個華人城市和華人經濟體系成功發展的歷史經驗，在中國近代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歷史研究，香港的特殊典範當然應佔一極重要的地位。
在某一層面來看，香港可被視為一個出色的經濟特區，可與近代上海和其他租界商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作比較研究，相互輝映。
四、香港自19世紀40年代在英殖管治期，至1997年回歸中國之150多年間，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公共房屋、新市鎮、集體運輸網絡等重大基礎設施的策劃、興建、營運，均是令香港被視為全中國最現代化大城市的硬體（hardware）基礎。
但香港長期在外國殖民地管治下的中外交流的文化意識，亦使香港市民與中國內地城市的居民在心態取向、核心價值及世界觀上有所不同。
這種軟體（software）上的差距，也造成香港都市文化的某些特色，甚至有國際學者把香港視為西方列強在中國所設立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久（至1997年，比西方各國在華租界均於1945年終止，多了半個世紀）的超級租界。
所以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和市民心態行為模式，都是研究近現代中國城市歷史、中國區域發展歷史和中國現代化硬體和軟體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值得作比較對照研究的非大陸模式、非純本土化／華化發展歷程的指標性研究對象。
過往曾有些學者作雙城式研究，如香港與廣州，或香港與上海的新式都市化歷史比較，今後這方面的學術性研究更可大力推進。
香港在文化及人口流動層面 有絕對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五、因特殊的歷史條件，香港在中國與世界文化互動過程中長期起着獨特的橋樑作用，除是外來商人通往龐大中國市場的主要門戶渠道，扮演重要的貿易站角色外，亦是在東西多層次社會文化交流、宗教融合和科技轉移等軟實力（soft power）的輸送聯繫帶，促進西學東漸及東學西漸。
英治香港成為晚清時期各種西方進步思想流傳入中國內地土的管道和中轉站，與傳播現代化、包括歐洲政治社會理念（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平台環境。
香港的報章雜誌，經常報道刊載歐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及推翻帝制共和革命的種種外國新聞，直接影響了在華南，珠三角地區的維新改良派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和反清革命黨人（如孫中山），吸納國際政治新趨勢和建設新中國的思想。
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香港受惠於英殖管治而擁有寬鬆的政治環境，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介紹宣揚這些文化的軟件，能為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提供思想上的刺激。
六、香港自1840年代，因天然地理海疆環境的便捷，英帝國自由港的比較開放機制和作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英國的遠洋海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點和出洋港口。
正因香港鄰接廣東，所以粵籍華人移民海外，不少是經香港的種種設施和服務。
對出洋至北美、澳洲的華工和到英屬東南亞、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苦力華工和華商，香港幾乎是必經的出國口岸和後援中心。
而香港亦漸成中國國內主要僑鄉（如廣東珠江西岸的台山、中山、新會、開平、恩平諸縣）與海外華人聚居處的越洋連繫的樞紐重鎮。
滙豐銀行的中文全名正反映了香港作為海外華人滙款回鄉的主要渠道，所以香港在近代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扮演絕對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東西對立的年代，因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與海外交往受限制，英殖治下的香港更承擔一種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聯絡的特別渠道，甚至1956年開始舉辦的每年春秋兩回之廣州國際交易會，也是借助海外華人與外商較易往來香港的有利條件。
及至1960年代以來，香港華人大量海外升學移民，更造成海外華埠（Chinatowns）變成香港埠（Hong Kong Towns）的新現象。
例如加拿大的溫哥華（Vancouver）更被笑稱為「香哥華」（Hongcouver），就是因為近年極多港人移居，佔當地人口三成，可知過往40年香港人的海外發展成果，已是近代華人海外移民歷史和世界移民歷史的重要課題。
香港自1840年代因天然地理海疆環境的便捷，成為英國的遠洋海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點和出洋港口。
香港自1840年代因天然地理海疆環境的便捷，成為英國的遠洋海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點和出洋港口。
香港歷史反映英美霸權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衝擊作用
綜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至1979年以來中國內地的開放改革，香港的人才、技術、資金、關係網、制度、設施、法規、長期國際交往和企業管理經營經驗等，均在內地的現代化歷程上發揮種種作用；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華的種種經濟活動，也常藉香港的人、事、物和渠道來進行。
例如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香港成立的滙豐銀行就是在華最具規模的外資金融機構，對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外滙、貨幣政策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是可見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着影響極其深遠的香港因素。
自19世紀以來的第二波全球化（second wave globalization），亦即是英美─北大西洋─基督教─工業化資本主義之全球化（Anglo-American─North Atlantic—Protestant—Industrialized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模式的霸權現象，對全世界尤其對亞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香港的歷史更正正反映出這英美霸權在近代中國發展的關鍵性衝擊作用。
以香港作為中國全球化多元接觸過平台的重要性，是一個極有啟發性、不能被忽略的，亦是在現行中西交往及環球關係的歷史研究當中，一個極需重要新加入、檢視和商榷的香港因素詮釋。
反而言之，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的大環境。
在這方面，中國因素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所以較完善的香港歷史教研，必須積極納入中國因素為其歷史背景和分析基礎。
換而言之，多層次及多元化的香港歷史研究亦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成分。
無論如何，香港的歷史與中國因素不可割裂， 中國的發展是香港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動力，近代中國的發展也有香港因素的影響作用，兩者是離不開的互為因果要素。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
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 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 是一部充满灾难 、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近代史分界
此时期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此后的一百年余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
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
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摆脱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中国近代史历史沿革
- 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的开端
--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
鸦片贸易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 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虎门滩当众销毁。
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鸦片战争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次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
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美法两国以武力威胁下，迫使清政府分别和他们签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了侵略权益。
《南京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创了以条约形式掠夺和奴役中国合法化的先例，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中国人斗争的双重历史任务。
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太平天国起义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
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另外派了两支人马分头北伐和西征。
后来，湘军疯狂反扑，太平军连连失利。
1855年，石达开指挥西征军大败湘军，太平天国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太平天国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内部战争。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要内容是：发展工商业、奖励科技发明；开新式学堂；向西方学习，以法治国等。
它是先进中国人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但由于当时形势未能实现。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
7月，湘军冲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而失败了。
太平天国坚持战斗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
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 中国近代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
--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英法借口修约，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 了《天津条约》。
1860年10月下旬，英法两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咸丰十年（1860）初，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六月（7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
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负责和议。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0多年的圆明园。
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又被放火烧毁。
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
参与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C.G.Gordon）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
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操纵、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大批商埠的增开，从东南沿海一直扩大到沿海七省和长江中游，又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深入。
外国侵略者还直接管理中国海关，更从财政上加强控制清廷，从而便于扩大其政治影响。
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 沙俄侵占中国领土
俄国一直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
鸦片战争后，它就不断加紧武装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
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即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半个月，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
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 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年11月14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逼迫奕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
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
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 湖）指为界湖。
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
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
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
九月初七日（10月7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 清朝政局变动
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
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
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
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訢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慈禧、慈安太后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訢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
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
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
这便是“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 洋务运动和中法之战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在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主要是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现代化科技来强大自己。
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又因财政亏损打出了“求富”的旗号。
但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1883年底，法军攻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
清军齐心杀敌，击溃法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辉煌胜利，迫使法国内阁倒台。
但是，清政府急忙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定条约，同意在中越边界开辟通商，中国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等条件。
从此，法国的侵略势力伸向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 清军收复新疆
1864年新疆内乱。
1867年，阿古柏率兵攻入乌鲁木齐，建立中亚浩罕国。
1871年﹐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
第二年便派出以考尔巴斯为首的使团来喀什噶尔﹐同阿古柏签订了《俄国和喀什葛尔条约》阿古柏取得了俄国政府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俄国在阿古柏占领下的中国新疆地区攫得大量侵略权益。
1875年，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
1877年，清军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新疆天山南北的全部领土。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 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朝鲜王室发生内乱，日本借口趁机出兵，战火从平壤延烧中国边境。
日本为实现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梦想，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与日海军激战，北洋水师重创日军，但遭损伤。
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海，坐守山东威海卫。
日军分两路，一面侵占旅顺、大连，一边攻打威海卫，不久，大连、旅顺相继沦陷。
在辽东大战中，日军在旅顺进行疯狂大屠杀，历史称（旅顺大屠杀），杀死居民18000多人，全城仅剩36人，据说还是为了叫他们掩埋尸体才留下来的。
最后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在1895年4月17日同日本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
-- 庚子虏变和《辛丑条约》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爆发。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美、俄、日、法、德、意、奥、比、荷、西等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最多的条约。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在孙中山的倡议下，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一些成员，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在革命的领导下，革命军英勇奋斗，所向披靡，迅速占领武昌城。
革命党人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一大进步！这次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为以后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中国近代史北洋军阀的统治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示威游行。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 中国近代史国民革命的发展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国共双方开始第一次合作，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
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在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先后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旧军阀，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之间、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矛盾日益激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国民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联合支持国民党右派发动叛变，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
在国民革命的后期领导人陈独秀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以致在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反抗。
- 中国近代史国共十年对峙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领导了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承孙中山的武昌革命起义，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利用投靠日本的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
同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
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十一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 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
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against China）。
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 中国近代史解放战争
1945年8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近代史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 仇恨可以被放下，但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从幼时启蒙那天起，重复在我们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
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伤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
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
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
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
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
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主题
-- 反侵略,反帝,反封建,求民主
反侵略、反帝是中华民族和外来侵略者的民族矛盾，这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社会”。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反侵略发展成为反帝。
反封建、求民主是中国人民（包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革命阶级）和封建主义或势力（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的阶级矛盾，这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半封建社会”。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通过斗争，将民族矛盾化为民族独立，将阶级矛盾化为人民当家做主。
由此形成了新中国。
中国近代史历史综述
- 中国近代史前期综述
前期综述（1840—1919年），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
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
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
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
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
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
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 中国近代史完全形成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
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
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
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
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
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
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
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 中国近代史深化时期
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
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
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
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
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
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
- 中国近代史理论依据
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中国史学界由来已久。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经在《50年来中国进化概要》中，从现代化的视角把近代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三个层面。
一是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经世致用论和自强运动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起步；二是从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即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变革；三是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
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
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
”“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
”他还说过：“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
”
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
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两位史学前辈，在他们学术生涯的前期曾主张“两个过程论”和“三次革命高潮说”的革命史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他们后期则支持“现代化论”。
许多学者明确主张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或基本线索。
他们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涵盖了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的发展，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而且，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进行历史研究，能够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它可以将复杂广博的历史内容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考察，阐明各个历史事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一、知识点理解
1．新文化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致之处——反封建；“新”主要是在对封建思想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
2．性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
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革命派与保竽派的论战）兴起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直接原因是反对袁世凯推行复古尊孔逆流。
3．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儒家传统道德，是因为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4．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与胡适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从文学的内容进行革命
5．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目的是使新思想能在北大传播；“兼容并包”目的是鼓励新思想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
6．新文化运动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7．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领导者与同一时期的孙中山等革命家相比，其共同缺点是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还有一个不足是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否定——原因是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8．1918年，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新世界的发展，“新”指——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9．前期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10．民主科学口号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最早是陈独秀提出的。
11.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 第二节 五四运动
一、知识点理解
1．五四运动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根本原因——中国人民与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
2．五四运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后，发展为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这充分说明了它具有（比辛亥革命）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原因——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
3．最能体现五四运动口号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4．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主要原因——工人阶级的斗争。
5．性质——工人、学生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彻底性”表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根本原因——工人的斗争
6．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同点
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革命性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主力：人民群众；
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
不同点：由资本主义领导、由无产主义领导；
指导思想：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
工作方法（同盟军）：孤军奋战、工农联盟；
革命前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结果：失败、成功；（世界革命范畴：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知识点理解
第一次国共合作
二、国共合作的条件与方针
（一）条件：
1．中共从二七惨案教训中认识到要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作为革命的同盟军
2．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孙中山欢迎共产党和他合作
3．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
4、“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二）方针：——中共“三大”（广州） 1923年 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形式：<国民>党内合作）；保持政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领导）上的独立性；将国民党改组为工、农、民资、小资联盟的政党（24—26年的国民党即属此性质）
三、合作实现
（一）标志：1924年 国民党“一大”
1．中心议题：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
2．合作基础：新三民主义（提出：大会宣言 <孙中山>接受中共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因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若干原则基本一致，所以成为合作基础。
）
3．理解：新与旧三民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提出了明确的反帝主张。
与中共革命纲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共还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
4．意义：标志国共合作实现；标志革命统一战线建立；标志大革命开始。
（二）军事合作：黄埔军校建立
1924年 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
特点：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同等重要
-- 第四节 国民革命运动兴起
一、冯玉祥北京政变
1924年 囚曹锟，推翻直系——进步兵变；军队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三、五卅运动
1925年 反帝爱国运动，为北伐战争准备群众基础
直接起因：五卅惨案
性质：中共领导、工人为主力反帝爱国运动。
统一战线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检验了中国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表现。
影响最大——省港大罢工
特点：世界罢工史上最长。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北伐奠定基础主要消灭陈炯明势力
一、北伐军胜利进军
（一）背景：
1．可能性：
（1）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政治基础；
（2）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建立—军事基础；
（3）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方基地；
（4）五卅运动兴起—群众基础。
2．必要性：直奉军阀联合，进攻革命
（直接原因：帝国主义支持；
根本原因：国民革命运动的打击）
（二）目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
（三）主要对象：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四）经过：两湖战场——吴佩孚江西战场——孙传芳（另有福建、浙江战场） 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五）胜利进军原因：
1．国共合作，方针正确
2．工农群众大力支持
3．北伐军将士英勇作战，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叶挺独立团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
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一）工人运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
（二）农民运动：湖南最为迅猛三、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北伐期间，帝国主义制造的惨案：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南京惨案进制
目的：维护利益人民反帝斗争
最大成果是：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 第五节 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
一、原因：
（一）客观：
1．中外反动势力强大，联合镇压中国革命
2．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帝、江浙财阀、上海流氓头子支持加蒋掌握实权）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蒋介石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性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局部失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
（2）“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27年汪精卫武汉——大革命完全失败
（二）主观：
1．中共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缺乏革命经验
2．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放弃对革命尤其是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
3. 共产国际虽然在此次大革命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错误的指导
二、功绩：
（一）（最大功绩）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
（二）（重要作用）
1．宣传纲领，扩大影响
2．掌握部分武装
3．群众受到革命洗礼
三、教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革命武装，坚持武装斗争。
- 中国近代史几种观点
-- 两个过程论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p632)，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应该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这一观点，史学界称之为“两个过程论”。
三次革命高潮说
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文章中，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把近代史划分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高潮，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
“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教科书和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基本是按照这个理论框架编写的。
-- 两种趋向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史学界又一次掀起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说法，如“两种趋向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
前者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向。
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这种认识史学界称之为“两种趋向论”。
-- 三个阶梯说”或“四个阶梯说”
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文章中指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强调要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
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说”。
如果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则称为“四个阶梯说”。
-- 两个任务论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称之为“两个任务论”。
-- 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论
陈旭麓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中，把1840—1949年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建构了其“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新架构。
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
在19世纪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三次革命高潮(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
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论”自成一家之说。
-- 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史学者以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和华中师大的章开沅教授为代表，开始参与现代化研究，他们在介绍、评论国外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作了大量的艰苦探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得到学界同仁的首肯和响应。
许多学者跟着提出了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视角”和“现代化主线”等论，均可称为“现代化论”。
笔者认为，“两个过程论”与“三次革命高潮说”侧重从阶级斗争和民族运动的角度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一内容较为单一，它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或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很难说它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两种趋向论”与“三个阶梯说”或“四个阶梯说”侧重从社会性质的演变角度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它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
因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是极其有限，很难说资本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刻影响和主导着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从而构成其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果把1840年—1949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区间，“趋向论”和“阶梯说”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
而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较为科学合理，更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
而“新陈代谢论”和“两个任务论”，均可以看作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现代化论”的解读。
中国近代史本质和主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也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开启了现代化之门。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
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自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根据倡导和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之更迭，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0—1911)，即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大体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属封建主义现代化类型；
第二个时期是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1912—1949)，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民国时期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阶段。
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迈出了中国的政治从独裁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先河。
但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却因军阀混战与政治纷争等原因而倍遭摧残，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又打断了国民党主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推进。
抗日战争结束后，代表中国两种不同命运的国共两党经历了四年的国内战争较量，因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与无能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而结束；
第三个时期(1949年至今)，共产党在取得了现代化主导权之后，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运动的新时期。
可见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11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历程。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还可以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历史和现实沟通和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把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在分别研究其基本线索的前提下，揭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现代化则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只不过在理解这一基本线索时，近代和现代各有侧重点。
在1840年—1949年，反帝反封建这一任务特别突出，它是在外来刺激下不得不发生并且为现代化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现代化在这一阶段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能够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内容。
社会的基本构成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思想文化层面。
任何一种社会的变迁必然不能脱离这三个层面。
就近代的中国而言，历史的逻辑是这样的：西方冲击——中国反思和变革：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或清末新政，它们首先都是为了应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地主阶级洋务派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闸门；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内忧外患下逐渐要求改良政治、开放政权、打破封建传统的束缚，于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变革——戊戌维新粉墨登场；戊戌维新失败了，可戊戌维新所开拓的历史道路最终不可逆转，在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打击下，清末新政真正地将维新派的主张付诸实践，从而将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共和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国，但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民国有其名无其实。
近代知识分子反思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于是掀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更猛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行大规模自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基本条件具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努力中，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化。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将会从各个角度、多个层面地研究社会历史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所涉及的内容。
十五大文件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其实，在这两大任务之间，既存在质的区别，又彼此紧密联系着。
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条件，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充分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解决生产力的问题，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
换一种表述，我们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